郭沂：鸟瞰先秦人性论的发轫与流变

其一，原告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我国宪法权威高度重视，有过很多重要论述，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这些重要论述? 周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宪法权威进行了不少重要论述。如果宪法不能约束所有组织和个人，宪法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第二是宪法所确定的权力秩序并未完全得以有效建立。尤其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的一些隐性壁垒和垄断现象，严重影响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第二是以宪法实施保障宪法权威。虽然宪法的规定完善，但由于宪法监督制度有所缺失，导致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还不能得以全面有效地控制和监督，公民权利的保障也因此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既有理论层面的创新发展，也有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自保护私有财产入宪以来，关于财产征收征用问题的争议，并没有随着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规定而得到解决。如果没有此种公理，民主参与的公共决策必然碎片化。

当政治结构感受到此种乱象，规制便应运而生。从积极权利的发展史来看，作为典型积极权利的社会权，亦深陷此种两难的困扰中。在权利客体上，传统言论自由理论主张对言论进行公私界分，强调宪法对两种言论的不同对待，即公共言论受绝对保护，私人言论受相对保护。[30]从判决的社会效果来看，法院判决客观上设置了某些言论表达的禁区，而某些判决则放纵了言论背后的利益推手。

在公共决策层面的言论自由程序安排，实是经由代议制运转的政治决断的宪法程序体制。[49] ［美］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66-68页。

[15]不过，这一对应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界分，还停留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预设，并非当代真实图景的描述。（三）基于公理的公共协商机制 公共协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经由公共交流和公共决策，润物无声般沉淀积聚理性，在特定的重大时刻集中展开。而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哲学的理想沟通环境，也致力于此。言论自由虽可理直气壮地拒斥政府干预，但却可能陷入私人权力精心编织的牢笼。

田雷：《政治、协商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检验民主制度是否成功，就看它是否获得了基本共识。实体论主张人民直接出场，卢梭与施密特的主张可归于此类学说。  [37] 同注[14]，第106页。

[9]不过，阿克曼学说的困难在于，人民如何从常规政治（代议政治）中关注个体利益的消极公民，转向在宪法政治（高级法政治）中充满政治热情的积极公民？[10]这一困难，实际是侧重于疏通公民协商渠道的程序论同样面临的，亦是有关公民精神的核心关切所在。所谓公民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之主权权威在代议制框架下的彰显。

[21] 参见注[20]，费斯文。[38]换言之，这一公理，是对来自于人类经历的恶行的警醒和反思。

本意在调和多数和少数的开放程序体制，日益受缚于固定化的实体规则，而这种规则只随着法官的意志而变化。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六卷。有学者对米克尔约翰的这一区分提出批评，参见［美］泽卡利亚•查菲：《第一修正案是一只美丽的独角兽：评〈言论自由与民主自治之关系〉》，魏晓阳译，载张千帆主编：《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论证了禁止种族歧视来自于对奴隶制度的反思。在固化格局下，少数即使可以言论自由之名表达异议，但是，异议哪怕被倾听，也仰赖于多数的垂怜，遑论积极有效的回应。如此，也算是给极有可能在其他偏好上成为少数的自己积累善德预留后路。

这几个方面的活动皆是有关言论自由的活动。而在规则不及的地方，被限制的表达将会反弹地更为肆无忌惮。

而作为消极权利的言论自由，需要导入政治结构中才能实现，这实际上指向了言论自由的积极权利属性。[17] 参见以下文章：侯健：《诽谤罪、批评权与宪法的民主之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

如米克尔约翰所言，言论自由激发了公民负责任的自我理解和公共理解，使得投票这一公民意志的外在表达是公民明智的、真实的、基于充分信息的理性表达，从而满足了人民自我统治这一基础性的自治要求。更关键的是，如果没有合适的程序支撑，重大时刻同样会拂袖而去。

那些与其利益对立的人既不能说，也不能被倾听，公共交流受到某个群体的支配。它回避了不可调和的价值选择难题，而是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将各种价值呈现出来，然后将实体性选择交付给已然经过理性渲染的多数决。立足于不同言论对政治过程的不同影响和功能担当，可区分为三个层次的言论自由：一是微观层面的围绕个体理性展开的公共交流。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

原有规则便被架空，便只能以亡羊补牢的姿态不断内卷化（进一步细化规则）。当我国人民借助于自媒体渠道获得了言论表达的广阔空间，并以微博元年的纪元方式展示了理性的力量，却在不久后陷入信息爆炸，可还能信谁的网络信任困局，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网络中大行其是，这可谓言论自由在中国的一次反讽。

[35]中观层面的言论，是在充分信息基础上经过利弊权衡的共识，是能够转化为公共决策的指导性方案，它立足于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却在于微观层面上各种意见的公共交流，即公民通过言论自由的民主参与。故而，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程序体制设计，是良好政治结构的应有之义。

以交流范围与沟通程度为标准，公民的言论除围绕某个议题的具体决策展开，还包括范围较小且不专门指向决策制定的公共交流，和全面参与超越具体决策的围绕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的公共协商。表达资源配置虽重塑了代议制政治结构的民主框架，但因涉及对部分主体的权利限制，仍需置于政治结构下的民主协商与多数决断之中，经受来自多元较量程序和协商理性的检验。

在美国，司法审查倾向于对言论争议进行实体评判，将政治较量从代议平台转向司法过程，超越了政治结构的权力融贯逻辑，消解了民主的协商意蕴。我们必须对政治代理人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决定进行判断。从美国最高法院竞选捐赠的规制过程可以看到，最高法院也曾认可限制法案的合宪性，但几乎未曾杜绝各种名目的捐赠。[32] 参见王爱玲：《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192页。

但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也为民主协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土壤和足够的动力源泉。萨托利指出，建立在异质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制度，如果不能成功地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就必然是一个难以运转和脆弱的制度。

[3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有关竞选捐赠的判决中，立场摇摆不定，且内部争议强烈。[50]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共生关系的推进。

而过程的不可逆转性，赋予了决断的既定约束力和安定性，维系了社会信任。以密尔和弥尔顿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想认为，言论自由是发现真理的最佳途径。